桐城派：清代書院教育的典范
書院是我國古代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清初為了防止?jié)h族士人利用書院進行反清活動，限制書院發(fā)展。康熙親政后，為了加強思想統治，以書院作為宣傳程朱理學、講授科舉時文的平臺，書院迎來了發(fā)展契機。各地書院興盛，讓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場所，也為桐城派發(fā)展、壯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漸成為清代書院教育的引領者。
桐城派作家濃厚的書院講學情懷
與歷史上其他文學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于時勢，與官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他們的主要活動和人生志趣，與教育尤其是書院教育割舍不開。桐城派先驅者戴名世年輕時就靠授徒謀生。桐城派創(chuàng)始人方苞，因家境貧寒，設館自贍；步入仕途后，曾被誠親王聘為王子師，并在翰林院任教。方苞在京城數十年，主要精力都用于教書創(chuàng)作和研究經史。方苞未曾執(zhí)教書院，但以劉大櫆、葉酉、沈廷芳等為代表的眾多弟子，都曾執(zhí)教書院。劉大櫆科考屢屢受挫，或居鄉(xiāng)或游幕，均以教書為業(yè)。他先后任山西百泉書院、安徽敬敷和問政書院山長，擔任黟縣教諭；晚年歸里，仍講學不輟。其摯友姚范、方澤，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講書院，傳其衣缽。
姚鼐號稱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上為桐城派的創(chuàng)立打下了堅實基礎，還通過主講書院為桐城派培養(yǎng)了一支享譽文壇的精英隊伍。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從四庫館辭官后，即赴書院講學。姚瑩在“從祖惜抱先生行狀”中說：“（姚鼐）既還江南，遼東朱子潁為兩淮運使，延先生主講梅花書院，久之，書紱庭尚書總督兩江，延主鐘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yè)先生為幸，或越千里從學。四方賢雋，自達官以至學人，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可見姚鼐講學影響廣泛，弟子眾多。如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劉開等“姚門四杰”，以及姚瑩、陳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學英才，他們也主講各地書院，學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響劇增。道光以后，姚鼐再傳弟子中，又有方宗誠等數十人從事書院講學，促進了書院和文派發(fā)展。
咸豐、同治時期，曾國藩廣納時賢英才，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譽文壇，其中張裕釗、吳汝綸情系書院，致力于培養(yǎng)新式人才。桐城派在河北的擴展，與張、吳二人主講蓮池書院息息相關。在他們的影響下，賀濤、馬其昶等一批弟子對書院講學一往情深，活躍于各大書院。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張裕釗、吳汝綸在蓮池書院時，首開招收外國留學生的先例，一批愛慕中華文化的日本學子如宮島詠士、中島裁之等，遠涉重洋，負笈渡海求學，學成歸國后宣傳中國文化藝術，桐城派的聲名再傳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話。
從劉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從事書院講學，每個時期的代表人物都與書院講學有著或深或淺的淵源，展現出繼承傳統、勇于創(chuàng)新的講學情懷，造就了文學、教育發(fā)展史上的奇觀。
桐城派作家重視書院教育的主要實踐
桐城派作家或為官，或從教，或游幕，都心系書院與教育。他們有的為官一地，大力興建、修復書院，發(fā)展教育；有的主講書院，堅持因材施教，與時俱進，體現出變革創(chuàng)新的時代精神；有的游歷幕府，對幕主廣施影響，獻計書院教育和人才培養(yǎng)。綜觀桐城派作家從事書院教育的實踐和成效，可以看出他們重視書院建設、精心培養(yǎng)人才、關注國計民生的遠見卓識；他們關于書院教育的一些舉措，具有引領與示范作用。
一是興建、修復書院。桐城派作家每到一地任職，傾心書院建設。如姚瑩在福建、臺灣、四川等地為官，興建九和、海東、玉環(huán)書院，促進當地教育發(fā)展和人才培養(yǎng)。桐城派中興之臣曾國藩，在軍務之余，興建、修復湖南、安徽、江蘇等地書院，親自督查、出題、閱卷。曾國藩“立書院以養(yǎng)寒士”，使因戰(zhàn)亂而人文凋敝的蘇、浙、皖地區(qū)恢復生機，鑄就此后百余年間英才輩出的輝煌。在曾國藩的感召下，其好友、幕僚及湘軍首領積極修復各地書院。如吳汝綸在深州、冀州任職，興建、整頓書院，親自講課，“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課之，民忘其吏，推為大師”；他在河北為官近二十年，“其文教斐然冠畿輔”。方宗誠補棗強縣令，創(chuàng)立正誼講舍和敬義書院，充分展示桐城派辦學理念和構想，造福棗強百姓。
二是改革并完善相關書院的管理制度。桐城派作家就如何辦好書院，從制度建設、招生規(guī)模、教學方法、經費籌措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進、完善措施。如姚鼐在生徒學習目的和培養(yǎng)人才目標上，注重錘煉生徒的德行操守，強調“明理”和“學佐當世之用”，這些有助于扭轉清代書院過于突出科考功能，平衡古文與時文教學之間的矛盾；在教學上，要求弟子關注社會和民生，主張“文以載道”；在教師遴選上，重點考察德行與道藝，德行上要“敦行誼”，道藝上要“工為文”，彰顯老師的表率作用；在管理上，健全制度，完善獎懲措施。姚門弟子也積極作為，把桐城派發(fā)展帶入黃金期，把姚鼐管理書院的經驗傳播各地，形成了以梅曾亮為代表的北方傳播中心，以陳用光、姚瑩、鄧廷楨等為代表的東南傳播中心，以呂璜等為代表的嶺西傳播中心，桐城派的影響“南極湘桂，北被燕趙”。曾國藩、吳汝綸等積極參與書院辦學，宏觀上大力指導，政策上給予傾斜，實踐中注重督查，辦出特色和成效，促進了清代書院發(fā)展。
三是重視書院山長的選聘。山長是書院的核心和靈魂，選好山長，對書院的發(fā)展十分重要。桐城派作家對選聘山長有獨到見解。姚瑩說：“山長者，必道德、文章、藝業(yè)可為師法，士望歸之。”選擇一位好山長，讓“士心悅服”，就能實現書院教學目標。他要求山長選聘后，“天子不得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進退之”，強調自主辦學和山長權利。戴鈞衡看出山長由官府或大吏推薦之弊端，在《桐鄉(xiāng)書院四議》中規(guī)定山長由董事及諸生共議，頗有民主色彩。曾國藩選聘安徽、江蘇等地書院山長時煞費苦心，發(fā)現理想人選，親自禮送赴任，其誠可鑒。
桐城派作家主講書院的特點
全面考察桐城派書院教育，具有以下特點。
講授經學與時文寫作并重，注重傳授古文理論。古文創(chuàng)作是桐城派作家立世之本，講授古文是他們立足書院的獨門絕技。不同時期的作家都在關注社會現實中發(fā)展文論思想。姚鼐提出“義理、考據、辭章”說，強調“用科舉之體制，達經學之本源”，將科舉之文與治學求本、修身務本相聯系，實現“學佐當世”。方東樹以“明學術、正世教”為己任，強調作文“言必有宗，義必有本，不欲為無關系之文”；同時又“不盡拘守文家法律”，體現他在變革創(chuàng)新中延續(xù)文脈的自覺精神。姚瑩提出讀書四端：義理、經濟、文章、多聞，將理學與經世致用相結合，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體現濟世救民的情懷，代表了近代文學發(fā)展方向，也把桐城派文學理論引向更加健康、更具活力的發(fā)展道路。曾國藩提出“義理、考據、辭章、經濟”和吳汝綸提出“兼通新舊、融合中西”等主張，無不體現他們關心國是、引領時代潮流的創(chuàng)新精神。
注重教學、學術研究與古文創(chuàng)作的結合，營造教學相長、平等交流的氛圍。注重學術探討、鼓勵學生爭辯是中國書院的優(yōu)良傳統，桐城派對此予以繼承和發(fā)揚。姚鼐掌教書院，培養(yǎng)學生問題意識，師生平等交流，互相暢所欲言，自由論辯。管同和梅曾亮曾就是否研習駢文展開激烈辯論，管同說服梅氏學習古文，但梅氏作文仍然散駢互見，管同不滿：“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此后，梅曾亮采納其建議，潛心古文創(chuàng)作，成就“一代文宗”。
注重古文教材編選。桐城派文論宗法先秦、唐宋，勇于吸取前人文論精髓，并在實踐中創(chuàng)新，編纂獨具特色、指導性強的古文選本來指導生徒學習與創(chuàng)作。方苞編選《古文約選》，頒布各學宮，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姚鼐編《古文辭類篹》，成為最能體現桐城派文論的經典范本。此后，梅曾亮、曾國藩、方宗誠、吳汝綸、吳闿生等都編纂古文讀本，總結執(zhí)教、創(chuàng)作經驗，給學習古文提供借鑒與參考。
?。ㄗ髡撸航〗?，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桐城派與清代書院研究”負責人、安徽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