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孔子》票房表現如何，孔子回歸現代中國已成定勢。在現代與傳統(tǒng)的張力下，孔子將何處安放？
在電影史上，胡玫第一次把“孔子”這個中外所熟知的名字，變成一種視聽藝術的直觀形象。“盡最大力拍完了《孔子》，現在這個接力棒就交到觀眾手上了”。胡玫表示。
觀眾似乎并沒有讓胡玫失望，在南京這個具有文化底蘊的城市，她聽到了《孔子》全線飄紅的消息。自從1月22日正式上映，《孔子》以史無前例的2500個拷貝的浩大陣勢，迅速占領了全國大量的電影銀幕。
據《孔子》片方大地影業(yè)提供的數字，《孔子》三天票房達到3800萬。但因為上映之前，有“2D版《阿凡達》為《孔子》讓路”的傳聞，在互聯網上《阿凡達》的擁躉者和一些反對國家干預的網友開始有意識地抵制《孔子》。而片方報出的3800萬的票房數字，也被很多人質疑。
記者在北京的美嘉歡樂影城中關村店看到，觀眾對《孔子》保持了相當高的熱情，在一些熱點時段的場次，到記者截稿日的1月30日，也許是周末的緣故，依然存在著訂票困難的現象。而冷點時段的場次，其上座率“也還不錯”，影城一位負責引導秩序的工作人員表示。
在美嘉歡樂影城的“TOP5”上座電影排行中，《孔子》依然緊隨《阿凡達》排名第二。在1月29日，《阿凡達》3D英文原版安排了14個場次，2D英文原版只安排了3個場次；而《孔子》則安排了8個場次。
很多中年知識分子對于《孔子》評價往往比較高，“還挺不錯的，比那些熱鬧的大片有意義”，一位帶著孩子自稱是“附近學校”教師的女士表示。而另一位自稱是“北大的同學”的小伙子則對記者說了一句“沒想象中那么差，不過終于看完了”，就笑著離開了。
據胡玫透露，《孔子》的票房“四天達到4800萬，是很不錯，可能還會越來越好”。1月30日是周六，美嘉歡樂影城中關村店《孔子》的場次從8場增加到12場；《阿凡達》2D英文原版也增加到4場。
重回“孔家典”
“我小時候，當時是喊著要砸爛孔家店，痛打落水狗的。那時孔子被驅逐了，現在孔圣人又回到了我們的心中。”胡玫正是想通過拍攝《孔子》這部電影，“來提升大眾對于孔子和孔子文化的關注”。這在臺灣大學陳昭瑛教授看來是補課，補上1949年以來大陸儒家遭受壓抑而在社會文化中缺失的課。
1月22日，電影《孔子》正式全國公映當日晚，在福州的一個影院，主辦方組織了一場網友《孔子》觀影活動。別開生面的是，福州漢服天下協會組織的古裝表演，他們身著漢服盛裝，前來為《孔子》助興。漢服天下協會負責人鄭煒表示，他們也在積極參與復興儒學的活動。
鄭煒介紹，廈門首家專門教少兒國學的私塾國學堂近日即將開課，與其他私塾不同的是，他們要求學生們上課要穿漢服，誦讀《三字經》，還要學習對對聯、做詩文。這家“小獅子國學堂”請來國學各領域的佼佼者做老師教師，包括講解《四書章句》的臺灣國學專家簡錦益教授。
在北京大學承澤園一片老舊的平房小區(qū)里，記者見到了一耽學堂總干事逄飛，他調侃，“總干事”就是“總在干事”的意思。一耽學堂近年來一直以“公益性”為宗旨，組織志愿者身體力行推廣晨讀。“直接參與并受益者累計何止幾十萬人”，逄飛估算，九年來一耽學堂光比較積極的“義工”就超過5000人。
但逄飛拒絕承認一耽學堂是在推廣“讀經”，雖然他承認一耽學堂推廣晨讀“首推讀四書”。逄飛還表示，他理想是“學堂書院遍天下”。
2000年，27歲的逄飛從北大哲學系碩士畢業(yè)，決心創(chuàng)辦一所普及國學的民間學堂。2001年1月1日，在北大的一間教室里，逄飛和30多位來自各大高校的志愿者，就學堂的宗旨、目標、操作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一耽學堂”就此成立。
2001年春天始，清華附小、成府小學、北師大實驗小學、魏公村小學、化工小學；人大附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達資源中學；廠洼幼兒園等被一耽學堂感動，進而接納圣賢經典。
到現在，一耽學堂創(chuàng)辦已過九年，許許多多的青年和社會各界志士參與過學堂組織的各種文化公益實踐活動，涌現了一批優(yōu)秀義工。全國共有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qū)的近180所高等大專院校積極響應一耽學堂晨讀倡議；同時，多所高校義工走出校園，進入社區(qū)、廣場和公園，帶動廣大市民積極參與。
事實上，臺灣新儒家學者王財貴1993年就發(fā)起“少兒讀經運動”，并在臺灣推行了十多年。十多年后這一運動在大陸數百萬兒童中擴展開來。由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傳后裔孔德懋之女柯蘭女士創(chuàng)辦的天津明德國學館，也是由臺灣紅萬字會天津辦事處的樓壯志女士集合多方資助的，近年來也在北方地區(qū)不遺余力地推廣讀經。
據國際儒聯2007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各地幼兒園、中小學開展的以誦讀蒙學與“四書”為主要內容的普及活動方興未艾，估計有一千萬少年兒童參加，在這一千萬人背后，至少還有兩千萬家長和老師。這些活動主要是民間的力量分散、自發(fā)地組織開展的。
這些傳統(tǒng)文化普及活動，通過閱讀孔孟經典，以養(yǎng)成社會價值觀和傳統(tǒng)美德為中心，著眼于道德建設和人格成長，追求積極的人生，受到了社會的積極的關注。
此外，一些收費性的以“私塾”或“學堂”方式推廣讀經教育的培訓機構也廣泛開展，廣州孟母堂家塾以“誦讀圣賢經典，學做君子淑人”為口號，在廣州、上海等地擴張。此外，如深圳育心經典讀經班、廣州蒙正學堂、杭州諸修書院、、濟南少兒國學班、北京四海童子園等，全國涌現出上百個啟蒙讀經學堂。
這些被稱為“草根”的民間自發(fā)儒學普及活動，在新一波的國學熱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而在官辦教育機構中，素被認為以意識形態(tài)優(yōu)先的中國人民大學，在2002年和2005年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國學院，其他高校，如武漢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群起效仿。此外，據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至少有三十多所高校樹起了孔子雕像。
與此同時，祭孔熱、論語熱、國學熱、祭祖熱、古禮熱、傳統(tǒng)節(jié)日熱、文化遺產熱、中華文化標志城等高潮迭起。其中，2004年因兒童讀經熱、甲申文化宣言（許嘉璐副委員長牽頭）、陽明精舍會講（蔣慶）、《原道》十周年（陳明）等文化事件而被稱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年”。
“讀經”、民間書院，以及經濟精英對于孔子價值的追求等儒學普及活動，使得“本世紀的前十年是孔子熱深入民間、影響官方、走向世界，開始實現全面復興的十年”。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中國儒教網站長王達三表示。
儒者的“道場”
洪秀平是“平和英語”的創(chuàng)始人，在“平和英語”連鎖擴張的勢頭已經形成后，洪秀平的興趣轉移了。他開始把平和英語學校賺的錢投資到平和書院中，免費為學員講解四書五經。
“我現在和我的孩子們一起學習中華傳統(tǒng)文化，背誦中國文化經典。我了解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比西方文化少很多，實在感到羞愧。”洪秀平表示。
1998年洪秀平到珠海創(chuàng)辦平和英語學校，以其獨特的教學模式獲得成功，被新浪、搜狐等四大門戶網站聯名推薦為“中國十大知名外語培訓機構”。在生存的危機遠去之后，洪秀平開始四處游歷，遍訪名師，尋求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為人處世之道。
2005年，受儒學大師蔣慶“陽明精舍”的啟發(fā)，洪秀平在珠海板樟山下把兩套房子打通，辦了一個500多平方米的平和書院，“旨在提供一個場地讓有志者來學習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起來學道，論道和弘道”。每周六晚上，平和書院都會請一些儒學大師或國學教授，做一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專題講座，講座之后學員們開始討論。
“國家沒有一個開放的能夠讓儒家講學的地方，蔣慶先生的“陽明精舍”不搞會講，一般人不接待，我們這里就做一個面向大眾會講的場所”。洪秀平說。
2008年，洪秀平的母親年紀大了，想回老家養(yǎng)老，他就和母親一起搬回了杭州。回到杭州老家發(fā)現，江浙的家族文化比較興盛，家族的意識比較強，他就想像孔氏家族的孔衛(wèi)東那樣，把自己的家族也聯系起來。
“儒家和家族是緊密相連的”，他表示，目前他把生意交給別人打理，主要精力就放在這些方面了。他還希望在杭州郊外搞一塊地，做一個院子式的大道場（民間書院）。
像洪秀平這樣為研修和傳播孔子精神建立民間“道場”的努力很多。楊汝清就是其中比較活躍的一個，他在國際青年研修大學教授海外喜歡儒學的學生之余，還在北京市中心北海邊上一個叫做“楠書房”的高檔商務會館建立了儒家文化研究院——葦杭書院。
這個商務會館里的家具都是珍稀的楠木所制，其中不乏堪稱文物級的古楠木。會館的擺設也相當古鄉(xiāng)古色，門廳還擺放著線裝宋版的《禮記》和《孝經》，供來到這里的儒商取閱。
楊汝清把葦杭書院定位為以民間公益模式，傳承儒家思想文化之純凈道場。“不涉經營，不立門戶”，“尊重諸家，孝行天下。以歷代儒家經典為指歸，修身立德，化民成俗。為儒門同道創(chuàng)設一開放空間，切磋砥礪，互通聲氣。”
1月9日，葦杭書院進行了一場關于“孝道”的會講，根據會講規(guī)約，初次進入楠書房要在夫子（孔子）像前行禮，那是一幅有已故名家張岱年題詞的“孔子行教”像。
楊汝清介紹，2010年，葦杭書院還將圍繞“禮”進行多次會講。
深圳孔圣堂是洪秀平的朋友周北辰主持的一個道場。2009年10月11日，深圳建市以來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祭孔活動在東湖公園舉行。當天，孔子青銅圣像在深圳東湖公園揭幕，深圳孔圣堂文化中心同時開業(yè)。
深圳市政協副主席廖軍文在剪彩揭幕儀式上表示，“返本”方能“開新”，儒家文化所奉行的“仁義禮智”、“忠孝誠信”是我們懲治腐敗、振興國民道德的有效力量。
揭幕儀式后，舉行了傳統(tǒng)祭祀禮儀。參祭人員或身著傳統(tǒng)祭服，或佩戴儒巾，并宣讀祭文，整個祭祀活動神圣而莊嚴。然后，孔圣堂堂主周北辰身著周制玄端，按“孔圣堂儒家傳統(tǒng)婚儀”為四對新人主持了婚禮。
周北辰師從蔣慶先生。之前，孔圣堂每周在東湖公園舉辦儒學講座，很多深圳市民甚至來自廣州香港的市民前來聽講。周北辰相信，儒家文化復興的深圳孔圣堂模式必將復制推廣到全國。
楊汝清教過的一個弟子比他本人名氣大得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外籍教授貝淡寧（Daniel A. Bell），他在牛津大學的對話體博士論文《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學術地位。自從這位加拿大學者和夫人宋冰組成了跨國家庭以后，他就變得越來越“中國”了。先后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紐約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斯坦福大學等著名學府任教后，他最終選擇了收入和學術環(huán)境都相對不太好的清華大學。
貝淡寧以“自成一體的儒學教育家”身份自居，但強調“儒者不一定就老邁、保守和嚴肅”。“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有全盤西化的看法，崇拜西方，想要完全離開自己國家的文化，按照別國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即使自己本身就是西方人，他仍然表示，“這太過分了”！
在貝淡寧看來，過去幾年里，黨的“儒家化”不斷加劇，“經中央政治局審查通過的奧運會開幕式似乎是為黨的儒家化蓋上官方認可證，馬克思和毛澤東走了，孔子成為中國向世界展示的新面孔”。
“富而好禮”者
在儒學“道場”的建設中，企業(yè)家的贊助往往占有相當比例。顯然，對于這些企業(yè)家來說，“富而好禮”比“為富不仁”更為常態(tài)。文化保守主義的旗幟人物之一陳明表示，對于自己十多年來復興儒學的堅持，“富而好禮”者提供了相當的無私支持。
中國的“富而好禮”者似乎是越來越多了。北京大學最新一期的“中國國學百家講壇董事長高級研修班”1月22日在廣州開班，并將在西安、成都、上海、深圳、鄭州等全國14個城市巡回培訓，這個收費不菲（約3.6萬左右）的培訓班對于企業(yè)家具有相當吸引力。知情人士透露，北大國學班經營收入超過北大哲學系總收入的一半。
而中國人民大學的“國學大講堂企業(yè)家博士課程高級研修班”則更邪乎，課程費用高達4.28萬元，據說也挺受到企業(yè)家的追捧；而其“世界政商領袖國學碩士課程高級研修班”，更是以僅3天的學習時間，收費高達2.8萬元。
此外，清華大學國學與管理智慧總裁（CEO）班、武漢大學“乾元國學講堂”、中山大學人文企業(yè)家高級研修班、復旦大學國學總裁班等，均在國學教育培訓市場上斬獲頗豐。深圳甚至爆出“天價”民營國學培訓，僅上18次課，學費高達16.8萬元，只招收年銷售收入2000萬元以上企業(yè)的總經理和董事長。
近年來，企業(yè)界精英學習傳統(tǒng)文化的熱情一直以來有增無減，大學舉辦的以企業(yè)管理人員為對象的國學班正在四處發(fā)展，與蓬勃發(fā)展的中國民營經濟形成了配合的態(tài)勢。
1月27日，有“中國創(chuàng)業(yè)營銷教父”之稱的翟鴻燊在廈門海悅山莊為廈門企業(yè)家和廣大國學愛好者，從“見賢思齊、立德修身、忠孝天下、處世之道、溝通智慧、人脈建設、團隊精神、團隊打造”八個方面闡釋“國學應用智慧”。
這是廈門總商會組織的“國學大講堂”活動，去年11月的第三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翟鴻燊以一場“企業(yè)家如何內圣外王”的演講，贏得了現場企業(yè)家的激烈反映，紛紛要求總商會請翟鴻燊再來廈門講學。
浙江方太集團在經濟危機嚴重的2008年建立了——“方太孔子堂”。方太是中國廚電行業(yè)的領航者，總裁茅忠群把儒家管理模式作為方太的“鎮(zhèn)山之寶”。他希望讓企業(yè)的員工和中層領導到“方太孔子堂”，通過吸引中國古代文化的精髓，來討論企業(yè)的變革及自我變革之道。
“方太孔子堂”主要用于方太集團儒學的相關教育，包括內部的儒學宣講與學習交流、外聘國學導師現場授課等。茅忠群表示，“要推行一種文化和思想，需要一個場地，這是建立孔子堂的初衷”。
從2008年推行儒學管理至今，茅忠群已經親自為員工專場講述儒學理論近十次。方太還為每位員工購置了《三字經》、《弟子規(guī)》和《千字文》等傳統(tǒng)文化啟蒙讀物。茅忠群對方太的普通員工的講話，往往超半在灌輸如何做人，如何學習孔孟之道。
而方太的老掌門、茅忠群的父親茅理翔，仍然潛心于自己所創(chuàng)辦的“家業(yè)長青接班人學校”，欲把它辦成“真正的中國民營企業(yè)接班人的黃埔軍校”。而茅理翔所秉持的觀念，也是“富而好禮”的孔子價值。
失敗孔子的偉業(yè)
在電影中，孔子是似乎是一個失敗者，一度顛沛流離，并自嘲“惶惶如喪家之犬”。胡玫希望，電影能夠以這種深深的挫敗感產生共鳴。
但即使從世俗的標準來看，孔子也很難被稱為失敗者。
孔子54歲時“攝行相事”，成為魯國的代理首相。然后，孔子在魯國推行“新政”，試圖削弱豪強大夫家族影響，形成統(tǒng)一的政治秩序，即“墮三都”和“抑三桓”。結果遭到魯國顯赫的三大家族季氏、孟氏、季叔氏等利益集團反對，“新政”未能成功。第二年，出于對終日迷戀聲色犬馬的魯國統(tǒng)治者失望，孔子棄官離魯，帶領弟子周游列國。
此后14年左右，孔子帶著他的“影子內閣”在春秋諸國顛沛流離，各國雖然對這樣一支文事武備齊全的班底表面上禮敬有加，但背后卻戒備異常，沒有諸侯國敢真正地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他來試驗“新政”。畢竟，孔子的團隊是一個具有政治宗旨（克已復禮，令天下歸仁），共同的價值觀念（仁、義），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且有組織系統(tǒng)，人數眾多的雛型政黨。
即使在“流亡”時期，孔子也對當時的天下局勢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這種影響曾在一次未遂侵略中得到體現。當時強大的晉國密謀吞并弱小的衛(wèi)國，而晉國的幕僚們紛紛反對，因為孔子和他的一群弟子都住在衛(wèi)國，這些弟子藏龍臥虎，而且與各國諸侯有密切的聯系。如果攻擊衛(wèi)，必會遭到失敗。
同時，各國在遇到內憂外患急需“維穩(wěn)”之時，也常常請求孔子的幫助，其中僅子路就數次被孔子派出“幫忙”，多次幫助衛(wèi)國、魯國等贏得抵抗“侵略”的戰(zhàn)爭。
正是這個黨團的形成，使孔子具有了“素王”的地位，并且對當時的時代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他在所到諸國得到尊敬，但同時也受到懷疑，戒備和監(jiān)視。
正因如此，孔子自嘲“惶惶如喪家之犬”?，F實的世界讓孔子無法弘道救世。
魯哀公十一年，68歲的孔子被魯國從衛(wèi)國迎接回來，并尊為“國老”。但此時的孔子已經對救魯國之世不想付諸太大精力，他想把自己的余生用于更重要的事業(yè)，為后世立法。于是，孔子開始集中精力繼續(xù)從事教育及文獻整理工作，以待后世有道者出現。
孔子先后對《詩》、《書》、《禮》、《樂》、《易》、《春秋》進行了全面整理。這六部經典被看作是歷代中華先王累積遺傳下來的文教經典，曾在西周時期經過周公完善?？鬃诱砭幾院?，“六經”（后《樂》失傳，變?yōu)?ldquo;五經”）成為華夏文明的基礎，因而孔子被稱為中華文化承前啟后的至圣。
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的錢穆曾這樣評價孔子，“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tǒng)”。值得注意的是，錢穆這一番話講于1974年4月，當時大陸正在大興“批孔”運動。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這已經是一種歷史和現實的存在。”按照著名學者李澤厚的看法，雖然儒學在歷史上所依托的傳統(tǒng)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家族制度等在二十世紀雖然已經全面解體，但儒學“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在人們的觀念、行為、習俗、信仰、思維方式、情感狀態(tài)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系和生活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方針”。
“事實上，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以德治國、以人為本、科學發(fā)展、八榮八恥等治國理念，即使不能說直接來自孔子和儒家文化，至少可以說深受孔子和儒家文化影響。”王達三表示，“八十年代的孔子，只是個好壞參半的凡人；九十年代的孔子，則是個影響巨大的學者；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孔子，已經再次成為中國的圣人！”
儒家公共知識分子
1月20日，儒學愛好者常光顧的“原道——儒學聯合論壇”又開放了，這個論壇網站的宗旨是“儒家情懷，儒學理念，儒教事業(yè)。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努力打造中國最好的學術思想論壇”。
在2009年下半年的“網絡掃黃”運動中，“儒學聯合論壇”莫名其妙地被殃及池魚。網站恢復以后，這一網絡論壇的組織者——首都師范大學陳明副教授（誠明）頒布了新的版規(guī)：“勿得違反國家律令，勿得談論敏感話題，勿得傳播異端宗教，勿得狎侮往圣先賢，勿得互相詆訾攻擊。”
但是，也許是“敏感話題”難以界定，也許是儒家的知識分子公共性太強而喜歡討論敏感話題。
陳明附上一句，“敏感信息實在要發(fā)就先發(fā)到我信箱吧，拜托！”
目前，以儒學為主要內容的網站已有幾十個，互聯網博客的出現更成為民間傳統(tǒng)文化愛好者研究者的嘉年華展場，進一步激發(fā)了民間性的文化力量。在激烈的保守主義者蔣慶看來，儒學網站無疑是傳統(tǒng)書院的一種現代表達方式。
陳明和蔣慶、盛洪、康曉光被認為是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四位旗幟人物。為了宏揚儒學，陳明曾被他當時工作的單位——中國社科院的同事告狀，導致他的研究員職稱得而復失。到現在，雖然已經成為一個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頭銜依然是個副教授——從社科院的副研究員轉到大學里的同級職稱。
同時，他以16年的時間慘淡經營的一份同人刊物《原道》——被著名學者李澤厚稱為“唐吉訶德精神”。其中前十年換了七家出版社，他認為這是“一種恥辱”。“我一個月才二千塊錢的工資，而且都是我一個人搞，我能搞得過來嗎？”
盡管如此，陳明仍被一些人看作是“偽儒”，這或許是因為他認為“儒學應當毫無疑問地接納民主憲政理念”，或許是因為他相當“隨性”的處世態(tài)度。一說到這里陳明就笑，“難道儒學非得把自己搞得像個老學究才算真儒嗎”？
在陳明看來，建構中華民族意識和中國現代國家形態(tài)，儒家注定不能成為旁觀者。這使他常常關注“敏感”話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國家統(tǒng)一問題、黨內民主和國家民主制度的進步、意識形態(tài)等各種“敏感”話題他都“從儒家公民的立場”進行關注。這也使得陳明不好意思在自己管理的論壇上過分限制“敏感話題”。
“我為這事（回歸孔子價值）前后忙乎了十幾年，其間的酸甜苦辣一言難盡！”陳明說，現在國學熱終于真正的熱到根子上了，孔子和他編修的《五經》顯然是國學的根本。因此，對于電影《孔子》，陳明持一種“樂觀其成”的態(tài)度。
“儒家文明的前途與民族生命的未來興衰與俱、榮辱與共。沒有民族生命的重振，儒學的復興沒有意義；沒有儒學的復興，民族生命的重振沒有可能。”陳明說。
雖然有時候被海外輿論稱為“御用學者”，但陳明對官方儒學并不感冒，在他看來那些主事者似乎滿足于追潮流、出政績、謀私利，“一個孔子學院網站居然耗資數以千萬計！”“我看真正的希望在民間，它們是過去儒學生生不息的基礎和動力，也將是今天貞下起元一陽來復的基礎與動力。”
為此，陳明提出了儒教的公民宗教說，陳明希望國家能給儒教發(fā)一個“合法經營牌照”。“一方面是強調儒教的社會屬性，另一方面是要爭取儒教在公共領域發(fā)揮較大的影響作用”。
在陳明看來，儒學在重建的過程中需要吸納新的元素，例如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自由民主理論，新左派的公正理論等等。
“我和我們的《原道》、‘儒學聯合論壇’就都是這個民間社會民間儒學的一份子。只要有關方面不打壓，它就會自然的茁壯的生長起來。”
刊發(fā)于《世界博覽》雜志2010年第4期
